主持人 赵姗
嘉宾
许召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程 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所长
时红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政府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
保持装备制造业利润较快增长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经济时报：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制造业的核心和现代产业的脊梁，在当今世界金融贸易格局多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许召元：中美经贸摩擦以来，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基础能力整体较弱，不少环节严重受制于人的短板凸显，其中装备制造业尤为突出。美国将以华为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芯片和关键零部件进行限制出口，给企业的正常运行带来了重大影响，其最终限制的也是如光刻机等高端装备产品。当前，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不仅有进一步强化对我国高端装备出口限制的趋势，甚至还开始有将高技术、高附加值装备产品的生产陆续收回至本土的态势。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特别提出我国今后要重点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而提升装备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是产业基础高级化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今年1—10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9.6%，是对工业利润增长贡献最大的板块。实际上，从2015年以来，不少装备制造业的销售利润率就持续好于工业平均水平。例如，2015年至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要高于全部工业2.4个百分点以上，而今年1—10月份，已经高于全部工业的利润率4.5个百分点。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也分别高于全国工业利润率1.0和2.4个百分点。
不断提高行业的利润水平，特别是提高装备制造业的利润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支撑。装备制造业是“生产机器的机器制造业”，要锻造产业长板、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必然要首先提升装备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没有高质量、高精度的装备，生产不出高质量、高精度的机器，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产业。例如，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代表——高端数控机床产业，我国就不得不高度依赖于从日本、韩国和欧洲进口，其中最高端、精度最高的数控机床，一直是发达国家对我国限制出口的重要领域。装备制造业要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水平，必须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而企业是研发的主体，如果企业的效益水平不能够提升，必将影响企业加大研发、促进产品升级的能力。
程楠：在当今世界金融贸易格局多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格局面临新的调整。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看，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代表一国的核心竞争力。装备制造业为经济部门进行简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各种装备，被誉为工业经济的心脏，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建设制造强国，不能仅仅停留在产品中国制造，如果严重依赖国外设备才能生产高质量产品，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强国。要向德国学习，在高端装备制造上下真功夫、下苦功夫，切实走出一条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发展道路，才能在世界制造强国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从国内看，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链条长，带动示范效应强。我国装备制造业涉及门类广、产业链条长、配套体系全，涉及设计、制造、检测、控制等多个领域，钢铁、铝材、橡胶、塑料等多个行业，以及铸造、焊接、电镀、喷涂等多项技术，是一个创新高度活跃的产业。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就是一个系统集成和协同创新的过程，以装备为引领，将有助于带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
时红秀：首先，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制造业大国，工业化历史无非是一个制造业不断分工演化并衍生出越来越多其他产业的过程，只是在这个分工体系里，有的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向某种领域深化，包括标准、技术等知识领域深化，有的则继续在制造业里面“深耕”。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农业传统的国家，实现工业化起步较晚，呈现出的显著特征就是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制造业也承载着大多数国民的生计和命运。现在常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怎样强？就得有高端装备制造业带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向配套产业扩散。二是高端装备制造向原有产业提出新的需求或应用市场。三是高端装备制造设备“回哺”传统制造业，为其转型升级提供物质条件。
其次，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关系。世界各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现象，即伴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出现“两个下降”：一是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稳步下降。比如我国从2006年的42%下降至2019年的32%，累计下降10个百分点，仅2019年就下降1.8个百分点。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也持续下降。我国2011年时该指标为32.1%，下降到2019年的27.2%。这个趋势美国也存在。伴随两个下降的是制造业对就业的“承载”量也在下降。传统制造业失去增长动能，并不断外移，留下来的，只能是失业、破败和社会各种矛盾。即使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不重视制造业发展、没有高端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和全面带动，也会引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中央在这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建议》中就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优化各产业的市场组织结构，不断促进优胜劣汰和兼并重组
中国经济时报：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0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9.6%，增速比1—9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3.2个百分点，是对工业利润增长贡献最大的板块。当前，中国装备制造业应如何保持优势、补齐短板？
程楠：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集群，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但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距离高质量发展还有一定距离，一是存在部分“卡脖子”的装备产品，比如光刻机。二是基础配套能力发展滞后，装备主机面临“空壳化”。三是产品附加值比较低，多为中低端产品。以新能源汽车的电机为例，对比海关进出口数据会发现，德、日、韩出口电机价格几乎是我国的2倍。
正确认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长板和短板，对指导“十四五”乃至中长期装备制造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一是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突破一批重大关键装备。比如高端数控机床，这是服务各行各业的工业母机，可以围绕航空航天、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等应用需求，联合开展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重大成套高端装备制造，并通过首台套应用、试点示范等加快新产品的推广应用，以用促研，实现技术的迭代和产品的升级。二是打好装备制造业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通过重大关键装备研制，带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软件、技术基础的全面突破，推进主机与零部件相互协调配合发展，形成覆盖研发设计、装备制造、技术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通过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三是鼓励装备企业和产品走出国门、服务世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积极作用。结合“一带一路”，支持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企业和长板产品“走出去”，比如鼓励国内船舶制造企业加快开发清洁能源技术，配合国际海事组织航运减排的要求，力争在新一轮机遇中取得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
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重视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对装备制造业的赋能作用；另一方面要考虑组织的变革，尤其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的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比如工程机械领域诞生的树根互联、海尔推出的卡奥斯平台等，都成为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加速器。用好这些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组织创新，增强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竞争力。
时红秀：关于制造业如何保持优势，补齐短板，《建议》中有明确部署。要求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强化要素支撑。今后要落实这些部署，仍需要基于新发展格局来谋划，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充分认清我国装备制造业已有的优势。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中国两大优势非常明显，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二是“超大规模产业链”。以中国高铁为例，当年在技术引进时，充分运用自身超大规模市场这一“战略筹码”，取得合作的主动权。在产业化推广时，基于“大国”国情下的天然优势，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档次的需求差异化布局，快速摊低了前期投资、技术消化与研发成本。
第二，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当年中国高铁在技术短板补齐时，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调动产学研多方技术资源参与，按排查清单有针对性地进行集中攻关，快速突破。而且有门类齐全、大规模制造业的配套跟进，真正做到“差异化协作”而避免“同质化竞争”。
第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高铁当年快速突破，尽管也谋划战略买家，但在集中动员国内外资源方面，并非行政力量主导，而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无论是技术攻关的招投标、竞争比对，还是装备制造企业的分工，都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打通国内市场在各个环节上的循环，首要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新发展格局下谋发展，政府要充分履行自身的职责。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以高水平市场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营造坚实的体制保障。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政府需要做的，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一是以高铁、大飞机等重大工程项目为抓手，推动具有引领性的质量标准，并通过制造业配套关系，逐渐扩展，倒逼工业标准的全面升级。二是大幅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惩处质量违法行为的司法执法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动员公众参与和行业组织力量，提高质量监测能力，全力打击知识产权和质量标准执行中的违法行为。三是打破可能影响国内大循环的任何堵点、阻点，包括所有制身份、地域区别，破除产学研各种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走向统一市场化的任何障碍，激发要素的活力，真正用市场回报成为对所有创新、创业和发展装备制造业者的奖赏。
许召元：进一步加快装备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需要多种政策措施的支持。从国家政策看，要不断加强对装备制造业相关领域的研发支持，特别是要通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促进我国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关键工艺的早日突破。从教育和科研机构看，要不断提高基础研究领域的水平，培育更多高层次的研究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各种瓶颈，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从企业看，必须要持续激发“工匠精神”，坚持在生产领域精耕细作，一点一滴积累，持续突破各方面的生产能力，才能不断提升产品的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
优化各产业的市场组织结构，不断促进优胜劣汰和兼并重组，是当前实现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必须要高度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逐步完成，不少重要工业品都已经进入了产量逐步缓慢增长，甚至有所削减的新阶段。相应地，这些产业对装备的需求增速也在放缓，甚至下降幅度更大。在很多装备制造业领域，由于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经常出现产业内部过度的竞争态势，企业之间往往互相打价格战，导致利润水平不断下滑，企业丧失了增加研发投入、不断升级的基本能力，丧失了自我发展的内在能力，只能依靠国家和政府的研发补贴、研发项目来开展有限的研发活动，这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要解决不少装备行业过度竞争的问题，首先是各级政府要改变重视新建项目，忽视既有企业的倾向。由于新建项目往往能带来扩大GDP的立竿见影效果，各地方往往对新建企业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诱导了企业不断扩大产能。只有真正转变产业发展的规模导向，把对企业支持的重点放到促进更新改造和研发投入上来，才能防止行业内企业数量进一步扩张、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展、竞争进一步加剧的问题。其次是要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优胜劣汰。要引导下游行业，特别是下游行业的高端环节，改变传统的质优价廉的意识，转向优质优价，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高质量装备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效益。再次是要进一步优化兼并重组的制度环境，例如不少地方利用本地市场资源，要求企业到本地设立法人企业的做法，应该坚决禁止，要树立全国一盘棋、全国大市场的意识，让企业自己决定其生产企业的分布和组织形势。还应该完善体制机制，有效解决地方因本地税收问题而妨碍企业兼并重组的压力。
装备制造业在智能化转型方面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迭代，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制造成为引领创新的强大动力，不断打开传统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空间已成大势所趋。在数据驱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您有哪些观点或建议？
程楠：装备制造业在智能化转型方面大有可为，但也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先要做好“点”上的改造，支持传统装备制造企业从单台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做起，然后进行生产线的改造、再逐步建设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接着要统筹“线”上的协同，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可以沿产业链上下游推动从研发设计到生产供应再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智能化改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木桶原理，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木桶才能盛满水；也只有进行全产业链改造升级，整体效益才能达到最优。最后进行“群”上的推广，把成功的智能化转型模式在大量同类型企业间进行快速的复制推广，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不断衍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比如有的装备制造企业会一跃成为系统集成服务商或远程运维服务商，进而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